METOO运动这把火从国外烧到了国内,最先被烧焦的是高校和公知圈(也就是鲁迅说的那些“满口公理满心婆理”的道貌岸然的低智商右派圈)。这把火什么时候烧到左派圈尚未可知,由于左派圈子在舆论层面上一直缺乏出头露面的机会,所以可能幸免于难。不过左派圈子并不干净,这就不用多讲了。左派圈子和右派圈子的一大区别就是左派圈子里的龌龊事更虚伪,更善于用冠冕堂皇的理由来辩护。比如当年某小圈子里就有过“不和我谈恋爱就是破坏工人运动”的奇谈怪论,而章文也不过归咎为酒局。

国外的平权运动已经火爆了多年,早已经成为了政治正确,虽然口头上再政治正确也不妨碍私下里做些不正确的事,但是毕竟已经有了很大的力量。在国内各种平权运动同样是风起云涌,在若干方面已经有了许多现实成果,比如动物保护、同性恋、女权等。在国际平权运动中份量很重的少数族裔和移民问题在中国则较少关注,这当然是与中国的社会和政治情况有关的。

单就女权而言,中国妇女的地位至少在理论上曾经是很高的。有些人用“妇女能顶半边天”这句话来批判1949年后的中国妇女运动,认为这表明政权仅仅把妇女当作劳动力而已。针对男子拥有的一切社会权利女性同样拥有这一历史事实,则用这些权利是自上而下被赋予的这一理由来抹杀其历史和现实价值,而且这种观点有意无意的忽略了中国妇女运动历史。

包括METOO在内的女权运动,主张一种身体政治,即女性对自己的身体有绝对的权利。在对立面,则强调男权对女性的压抑体现在对女性身体的控制和物化上。男权可以任意把女性物化成或者塑造成其想要的形象,这种做法强化了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在这个过程中女性是没有话语权的。所以当代女权运动最激进的表达方式就是强调女性自由支配自己的身体,女性按照自己的需要或者真实面目来塑造自己的形象。

女权在这条路上走到极端会有很多荒谬的结论,比如对谓性工作合法化的主张。事实上,所谓的性工作,恰恰不是性服务者支配自己的身体,而是在获得金钱的前提下把对自己身体的支配权在一定的场合和时间段内让渡给金钱的支付者。所以在性交易中,提供性服务的一方处于被支配地位,而且必须恭顺的按照约定满足购买者的欲望。这个交易过程相对于一般的商品交易,是不平等得多的。

而且一个人如果在经济上让渡自己对身体的支配权是合理的,那么出于其他任何理由、为获得任何形式的回报而让渡自己对身体的支配权必然都是合理的。这样,身体政治就会转化成一门生意。章文酒桌上摸了蒋方舟的大腿,蒋方舟虽然不满但是忍了。换做服务员试试?一定是不同的。

木子美(不加V)在微博上写道,“很多女的还不是去蹭顿好吃的,不花钱,听男人吹吹牛逼,看哪个对自己有帮助,认识几个大神,再让哪个男的送自己回家,发朋友圈都是高大上的饭菜和合影,显得有人脉有朋友。”这是一针见血。木子美在微博上发了一些东西,虽然观点未必正确,但是无疑触及了问题的关键。

所以,对身体的权力,与其他一切权力和权利一样,都要放在具体的社会条件下做具体的分析。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

而如何支配自己的身体,毫无疑问存在阶级的差别。

表面看来,平权运动追求的是一种抽象的、绝对的、无条件的平等。但是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世界上没有什么抽象的、绝对的、无条件的平等。平等都是具体的。斯宾诺莎曾经说过,“不同就是不平等。”不同是不可能消除的,不平等也是不可能消除的。恩格斯曾经批判过:

两个人以及他们的意志是彼此完全平等的,他们之间没有一方能命令另一方,……这两个人应当是这样的:他们摆脱了一切现实,摆脱了地球上发生的一切民族的、经济的、政治的和宗教的关系,摆脱了任何性别的和个人的特性,以致留在这两个人身上的除了人这个光秃秃的概念以外,再没有别的什么了,于是,他们当然是“完全平等”了。

平权运动正是这么看问题的。形式上,平权运动主张的平等不考虑任何具体内容,只是有两个抽象的字:平等。在这种抽象的平等关系中存在的也不是具体的真实的人,而是只有“人这个光秃秃的概念”的某种想象中的东西。

另一方面,由于平权运动的无内容性,在具体的实践中不能不走到了自己的反面,成为一种自私的社会运动。平权运动追求的不是平权,而是特权。“我可以骚你不能扰”这种看似肤浅的口号真实的暴露了平权运动的实质。少数族裔可以对主体民族任意指手画脚,而主体民族不能对少数族裔的生活方式和宗教信仰表达一丝一毫的不同看法。宠物和流浪猫狗可以肆意伤害居民的安全和健康,但是居民不能伤害猫和狗。同性恋可以肉麻吹捧自己,异性恋那么做试试看?

什么是平等?现代的平等观念本来指的是政治和社会权利。恩格斯说:

一切人,作为人来说,都有某些共同点,在这些共同点所及的范围内,他们是平等的,这样的观念自然是非常古老的。但是现代的平等要求是与此完全不同的;这种平等要求更应当是,从人的这种共同特性中,从人就他们是人而言的这种平等中,引伸出这样的要求:一切人,或至少是一个国家的一切公民,或一个社会的一切成员,都应当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

这种平等的观念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要从这种相对平等的原始观念中得出国家和社会中的平等权利的结论,要使这个结论甚至能够成为某种自然而然的、不言而喻的东西,那就必然要经过而且确实已经经过了几千年。在最古的自发的公社中,最多只谈得上公社成员之间的平等权利,妇女、奴隶和外地人自然不在此列。在希腊人和罗马人那里,人们的不平等比任何平等受重视得多。如果认为希腊人和野蛮人、自由民和奴隶、公民和被保护民、罗马的公民和罗马的臣民(指广义而言),都可以要求平等的政治地位,那末这在古代人看来必定是发了疯。在罗马帝国时期,所有这些区别,除自由民和奴隶的区别外,都逐渐消失了;这样,至少对自由民来说产生了私人的平等,在这种平等的基础上罗马法发展起来了,它是我们所知道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法律的最完备形式。但是只要自由民和奴隶之间的对立还存在,就谈不上从一般人的平等得出的法律结论,我们不久以前还在北美联邦各蓄奴州里看到了这一点。

但是私有制实现的平等仍然建立在阶级和阶级区别的基础上。共产主义要求更加激进的平等。

从消灭阶级特权的资产阶级要求提出的时候起,同时就出现了消灭阶级本身的无产阶级要求——起初采取宗教的形式,以早期基督教为凭借,以后就以资产阶级的平等论本身为依据了。无产阶级抓住了资产阶级的话柄:平等应当不仅是表面的,不仅在国家的领域中实行,它还应当是实际的,还应当在社会的、经济的领域中实行。尤其是从法国资产阶级自大革命开始把公民的平等提到首位以来,法国无产阶级就针锋相对地提出社会的、经济的平等的要求,这种平等成了法国无产阶级所特有的战斗口号。
因此,平等的要求在无产阶级口中有双重的意义。或者它是对极端的社会不平等,对富人和穷人之间、主人和奴隶之间、骄奢淫逸者和饥饿者之间的对立的自发的反应——特别是在初期,例如在农民战争中,情况就是这样;这种自发的反应,就其本身而言,是革命本能的简单的表现,它在这上面,而且也只有在这上面找到了它成立的理由。或者它是从对资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反应中产生的,它从这种平等要求中吸取了或多或少正确的、可以进一步发展的要求,成了用资本家本身的主张发动工人起来反对资本家的鼓动手段;在这种情况下,它是和资产阶级平等本身共存亡的。在上述两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实际内容都是消灭阶级的要求。任何超出这个范围的平等要求,都必然要流于荒谬。

无产阶级的平等的实际内容只能是“消灭阶级”,而不是其他什么东西。这种平等的现实性当然也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力和发展阶段上的。

平等的观念,无论以资产阶级的形式出现,还是以无产阶级的形式出现,本身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这一观念的形成,需要一定的历史关系,而这种历史关系本身又以长期的已往的历史为前提。

所以,真正的问题并不是消灭不平等,而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消灭什么样的不平等。平权运动是不理解这一点的,因为平权运动不懂得历史唯物主义,平权运动也不是工人运动,更不是马克思主义运动。什么样的思潮会追求无内容的抽象平等?要么是资产阶级的思潮,因为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注定它追求形式上的无内容的平等;要么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潮,因为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建立在它自由散漫、鼠目寸光的阶级基础上。

所有的平权运动都在现存社会制度内争取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这是可能的吗?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说,平等就是欺骗。当越来越多的男女同居而选择不结婚的时候,同性恋却在要求婚姻权利,这难道仅仅是为了平等吗?谁都知道,法律意义上的婚姻是一组民事权利,这才是同性恋婚姻真正追求的东西,这种东西本质上与爱情无关,与财产少得可怜的无产者也没有关系。当女权运动主张对身体的权利时,他们难道不知道没有经济上的独立就谈不上什么权利吗?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不可辩驳地说明,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地位是私有制造成的,并且继续由私有制维护着。与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同时出现的是阶级压迫。“家庭”这个概念甚至本来和爱情以及任何感情都没有关系。

在历史上出现的最初的阶级对立,是同个体婚制下的夫妻间的对抗的发展同时发生的,而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奴役同时发生的。

Familia〔家庭〕这个词,起初并不是表示现代庸人的那种脉脉温情同家庭龃龉相结合的理想;在罗马人那里,它起初甚至不是指夫妻及其子女,而只是指奴隶。Famulus的意思是一个家庭奴隶,而familia则是指属于一个人的全体奴隶。还在盖尤斯时代,familia,id est patrimonium(家庭,即遗产),就是按遗嘱传授的。这一用语是罗马人所发明,用以表示一种新的社会机体,这种机体的首长,以罗马的父权支配着妻子、子女和一定数量的奴隶,并且对他们握有生杀之权。

如果仅仅是争取平权,而不去反对和消灭私有制,那是缘木求鱼。“我们从过去的社会关系中继承下来的两性的法律上的不平等,并不是妇女在经济上受压迫的原因,而是它的结果。”除了法律上的不平等,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不平等当然也是经济上受压迫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女权运动和其它平权运动一样,如果仅仅是围绕着权力与权利打转,客观上起到了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作用,因为它们转移了视线和话题,使一个个严肃的社会问题成了口水仗。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是非常欢迎这些口水仗的,因为这些口水仗有效的化解了资本主义承受的压力,使资本主义可以用一些次要的、无关痛痒的“进步”和“改善”来回避掉关系到更具革命性的生产关系的根本问题。

顺便说一句。不同时关注儿童权利的妇女运动,都是不道德的。

而且女人与女人是一样的吗?为所有女性争取同样的权利是荒谬的。贵妇和女工站在一起,这是一幅多么荒唐的画面!1917年的妇女节罢工肇始了二月革命,而十月革命之际最后一支赶往冬宫支持临时政府的部队,同样是女兵。

向警予同志是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的妇女运动活动家。她曾经犀利地这样写道:

小家庭派大都是学者,政客的夫人,每月丈夫至少有数百元的收,伊们乐得在家养尊处优过神仙的生活,甚么社会问题,妇女问题,都达不到伊们的琼楼玉宇。职业派除最小部分由于事业欲的驱使外,大部分实亦生活迫之使然。浪漫派分子尽是云里雾里过活的小姐,伊们不过从书本上或谈说中摭拾几个新名词,并不了解其意义;伊们从未与社会接近,也从未受过意志的锻炼,所以一遇实际问题的打击便灰心丧气,偃旗息鼓的缩作一团了。

至于经济独立,为女子解放的惟一条件,在这时候,这层我是极表同意的。但是经济应该如何样的独立?要研究个适当的方法才是。我以为首先宜注意的,就是财产私有制应当存在不应当存在?财产私有制这位先生是个人快乐主义孕育出来的,他是万恶之源,资本制度佣工制度都是由他派生的,无产阶级的生活,都被他剥夺尽了,幸福简直没有了。这种制度,在理不应存在,在势不能存在。试问分家权是不是这个制度下的东西?这种寄生生活,罪恶生活,即使我们争得了,有什么意味?我以为女子既是个人,即有销费,即当生产,为销费而生产,为生产而准备技能,组织团体,共同生活,实行互助,一方面为一般女子解决了各个生活的困难问题,他方面为全体社会建筑了共同生活的良好根基,寓经济独立于共同生活之中,这是较为的当妥善的方法,若乃旗旗号号的提倡个人经济的独立,为私有财产制扬波助焰,这不是解放女子,简直可说是替女子造孽障。

我们只有亲密地结合全世界被压迫群众——妇女,弱小民族,劳动阶级成一坚实伟大的三角同盟,以为最后的对抗,以为种族阶级平等的保障,以求世界问题真实彻底的解决,以完全实现我们的主张!参加万国女权同盟会的中国姊妹们,尤应努力完成此一段工作,以为世界各国姊妹倡!

事实告诉我们,只有女工们要求解放最为迫切,也只有女工们富有解放的精神与魄力;那怕资本家重重高压,军警威吓,逮捕伊们,利用走狗,破坏伊们内部团结,开除伊们的领袖,然而伊们仍是再接再厉不断地反抗。丝厂工潮就是一个好例。所以我们要完成妇女解放的使命,只有去找群众,只有去找生活最痛苦,要求解放最迫切而最富有解放精神与魄力的群众。这种群众,方是我们妇女运动真正的基础;不然,我们的妇女运动将终于是晏如先生所说的,“社会之花”的运动。

未来属于共产主义,未来属于工人阶级。共产主义者如果不能站稳立场,而是一味热衷于“反抗压迫”而与各种平权运动无原则的合流在一起,便背离了自身的信念。更可悲的结果,则是成为火中取栗、为他人做嫁衣裳的蠢货。